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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38顶级游戏」强制医疗之困:病人一旦进来就难以走出强疗所,但“他们首先是病人,其次才是犯案的人”

「138顶级游戏」强制医疗之困:病人一旦进来就难以走出强疗所,但“他们首先是病人,其次才是犯案的人”

138顶级游戏,本文刊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9年第41期,原文标题《强制医疗之困:走不出去的“疯人院”》,严禁私自转载,侵权必究

记者/黄子懿 . 摄影/黄宇

绍兴市强疗所内,自由活动时间,病人们大部分都在活动室内看电视或发呆

收治“武疯子”

63岁的杜志强每天要吃3次药,一次13片。每天9点、11点、17点,护士会把五颜六色的各类药片从写有他名字的药盒里取出,放到他手上,看着他吃下。9月下旬的这天下午,杜志强拿到药后,一头埋进手掌吸吮起来。他牙齿不好,戴着零星假牙,需一口口分次将药片吸入,在嘴中咀嚼,灌一口热水吞下。

“不行,再喝一口。”护士说罢,杜志强又咕咚喝下一口。“张开嘴看看,舌头翘起来。”护士继续说。杜志强遵嘱照做,嘴一张,口气扑鼻而来。他把舌头伸得老长,翘起时,能看见满嘴残牙。合上嘴后他笑了,像一个狡黠的老顽童。

杜志强是一个精神病人,确切地说,是一个肇事犯案的精神病人。很难想象,这个活跃的老人1986年在老家农村砍死3人、砍伤14人。经司法鉴定,他患精神分裂症,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。当年,他被送至绍兴市强制医疗所接受强制治疗,距今已有33年。“同志啊,人生有几个33年?”杜志强逢人爱称“同志”,一边说,一边摸了摸白头。

在绍兴市强制医疗所(下称“强疗所”),类似杜志强这样的涉案精神病人有129个。强疗所属绍兴公安局管理,有医生护士。除医院功能外,是界限分明的监管场所职能,性质与看守所类似。30多位编制内的医护人员均是民警,包括身着警服的管教。大楼门窗布满金属护栏,内部每道门都需指纹解锁;还有一间监控室,24小时对准160张病床与公共空间,全方位观看129位病人活动。“监控室内不能看书看报,吃东西也不行。”主任医师刘晗说。

走进这里,像是走进一个堡垒。病人统一理着板寸头,穿宽松蓝白间条衫,早上6点起床,晚上7点就寝。活动时间,他们自由进出,状态平静,在一般教室大小的活动室内,看新闻和电视剧。时间在此似乎停止了。任何陌生面孔进入,都会引来无数双眼直愣愣地注视。

强制医疗,是国家为了公共安全与健康建立的强制性医疗措施,主要针对肇事涉案的精神病人。根据法律规定,这类病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,不承担刑事责任,因此如何管理治疗就成了重中之重。中国最早的强制医疗程序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。1954年,在西安,一名精神病人冲进外事访问车队,干扰了外事活动。事后,周恩来总理批示要把这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管起来。此后,全国各地陆续建立相应场所,负责收治“武疯子”,如今主要由公安部门管理。

监控室里能24小时察看病人们的活动

当前,全国共有近30所强制医疗所,浙江有4所,占了约1/7。绍兴市强制医疗所位于市区中心,成立至今收治过约4000多位病人,而所知者却寥寥。搭车前往,不止一个司机问:“这地方是干什么的?”

“以前我只知道有这么个部门,归公安管,但具体干什么就不知道了。”强疗所所长丁顺忠直言不讳。他刚上任半年多,从治安部门调来。“这块可以说是公安系统内最小的业务,但做好这件事情却意义重大。因为这些病人如果流落到社会上,危害可能是很大的。”

强疗所129个病人中,超过一半是因杀人被送来的。有的病人押来时,武警还拿着冲锋枪,病人骂骂咧咧挣扎,要几个人按住注射镇静剂才能平静;还有的来时手舞足蹈,衣不遮体,看见地上有烟蒂,捡起来就往嘴里塞。

很多人伤害的对象是至亲。夜里女病房曾常常传来哭声。她们一共23人,12人杀过人,不少人将儿女和孙辈杀死。曾有一个产后抑郁的妈妈,想要寻死却放心不下儿子。一天晚上,她带着儿子走向水库。儿子溺亡,她却被救了起来。“病人当时想的是:‘我死了,你怎么办?’”女管教潘虹君一边翻看病人名字,一边述说案情,称多数病人是发病后临时起意的激情杀人。“还有一种就是,‘你要害我,不如我先把你杀了’。”

还有一位年近50的杨姓女病人,自称19岁那年从家乡云南被拐卖到山区强作媳妇。年轻时,她数次逃离,都被丈夫带着村民抓住痛打。跑得多了,丈夫就威胁:“要是敢再跑,就把你杀了煮了。”如此8年后,女病人发病,按照丈夫威胁她的方式,将丈夫杀死后肢解。案发22年后,她还常在夜里惊醒,指名道姓地说有人要害她。“实际上根本没这个人。”潘虹君说,该病人是文盲,不会写自己和家乡村镇的名字,他们至今没能找到其家属。

“他们首先是病人,其次才是犯案的人。”强疗所政委邓超说,涉案精神病人是社会最边缘的群体之一,其存在“本身就是一出悲剧”。经过治疗,病人病情大多都能稳定,但如何重回社会,如今却是最大难题。多数病人,在日复一日的定点三餐与药物中,渐渐老去甚至死亡。戒备森严的强疗所,也成了医院、监管场所和养老院的重合。

层层过筛

129个病人中,杜志强是特例。他被单独关在一个病房内,有铁门隔离,吃饭、服药都通过一个小口。病房里只有一张床,配独立卫生间,床上放一块80年代的旧手表,和一本被翻烂的第十版《新华字典》。杜志强爱逃跑,自称“7~8次是有的”。为此,病区将他单独隔离已有十来年。在其他病人能自由走动、看看电视时,他只能靠翻字典度日。

1981年,杜志强在部队服役间,曾因精神异常被送到医院诊治,后退伍回家,享受残疾军人补贴。他干过建筑工、统计员,但都不如意,常因工作和找对象打骂父母,认定父母偷他东西。1986年的一天夜里,杜志强在家病发,惶惶地多次上下楼。凌晨5点,他对母亲说:“我身前身后都是人,他们要来抓我,我快要死了!”话毕,他拿着工具,从村头见人就砍,一直砍到村尾。疯狂持续一个多小时,直到民警赶来用枪将他击倒。一发子弹,打穿他两腿,留下4个枪眼。“我就是妄想了。你对我很好的,我却以为你在捉弄我。”说起这段往事,杜志强很不好意思,带着歉意的笑。所有场景他都记得,但当时无法控制,“脑子不清楚了”。

“基本上到了这儿的病人,都是像过筛子一样一层层被筛下来的。”主任医师王守扩说,所里大多数病人来自农村家庭,条件不好。精神病人发病前会有征兆,很多家属也多次送医,从综合医院到专科医院都看过,但受限于家庭条件和过往医疗水平等原因,病情没能控制,最后发病闯祸。“很多原来公安送来的病人,都是这种情况。”

“原来公安送来的病人”是指2013年前送来的病人。2013年前,病人是否接受强制医疗,主要由公安机关根据病人的司法鉴定结果决定,2013年《刑事诉讼法》修订后,决定权交由法院,强疗程序需由法院判决才能启动。在绍兴强疗所内,由公安和法院送来的病人占比约为2∶1,多数病人是2013年前由公安机关送来,待在强疗所内多则30余年,少则7~8年。

十余年前,精神疾病的药物效果欠佳,病情易反复。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经历过危险。在此工作35年的政委邓超身材高大,脸上至今留有伤疤。那是十几年前,一个连杀4人、重伤15人的病人给他留下的。病人当时30来岁,体壮力大,在午饭时突然从背后袭击邓超,用双手死死抠住他的双眼。邓超用尽全身力气,掰开他双臂,用语言慢慢平息他的情绪,两人僵持了十几分钟才被同事发现。“刚来那几年,确实想过很多次转行。”邓超说,这是很多医护人员的心声,但一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,大家还是决定要把工作干好。

如今,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,病人的病情大多都能得到稳定控制,在强疗所里安静地坐着,吃饭、吃药、看电视、打牌。在医护人员看来,这些平静的病人也有着自己的想法。“病人是很聪明的,脑子里有想法,但不会给你讲。”护士长商小英说,有些人不愿吃药,会将药片埋在舌根,所以他们每次都要求病人把舌头翘起来。

医护人员在叮嘱病人们按时服药

杜志强对每次逃跑记忆犹新。他逃跑多集中在2007年前——那时强疗所还在一个老院子里,条件一般,窗户边框是木质,围墙约2米高。当时他正值壮年,能一把将整个窗框拽下来,或趁人不注意翻围墙出去。还有一次,他趁着打饭车辆进来的间隙,直接冲出门去,所幸被院口的医护人员舍命抱住。

被关33年后,他年事已高,还被单独隔离,早已消磨掉了锐气与逃跑的可能。时光的烙印深深地刻在这些病人身上。在强疗所里,很容易感知到老龄化。一眼望去,这些曾经疯狂的病人,如今多是一头白发,佝偻着身体缓慢地挪动步伐,丧失了曾经的危害性。所里,年龄超过56岁的人比例接近50%。由于常年服药和缺少运动,多数病人体态发福,病服多是大号。每周一三五上午,病人们统一沐浴后,医护人员用干净病服,为他们换上。而对于一些处于发病期的病人,医护人员还要为他们清理乱丢乱拉的大便和弄得满墙满床的脏污。

置身其中,53岁的林树仁丝毫不起眼。他身材瘦小,身高不到1.7米,体重刚过120斤,带个黑框眼镜,外表文弱。活动室里,他喜欢坐在最靠窗户的角落发呆,与活跃的杜志强呈现出两个极端。

林树仁曾是上世纪90年代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“高材生”,2013年因怀疑妻子出轨并在他饭菜里下毒,在某天夜里将熟睡的妻子掐死,事后主动投案自首。事发时,女儿在隔壁房间睡觉,以为父母是习惯性的争吵,直到民警上门,告诉她家里出了大事。

治疗6年后,医护人员认为他康复情况良好,让他做了病房室长。他常会带队大扫除,然后开始锻炼。所谓锻炼,是在一段10米长的狭长走廊内来回快走。他高频率地小步往返,蓝白病服随着风飘扬,逆光看去,与瘦小骨架显得很不协调。

“在这里至少能睡个好觉了,人也胖了,以前从没超过120斤。”林树仁语气平静,思路和表达与常人无异。他有点害羞,言谈间一直低头望向地板,只有在谈及爱好时,他才略有兴致,说喜欢读宋词,崇拜苏轼,“大学时就喜欢,现在每读一遍都有新体会”。

在姐姐林树琴的描述里,这是一个在所里都会给父母写感恩诗词、为他们手抄养生知识的弟弟。她至今不相信弟弟会杀人。家中4个儿女,林树仁最小,从小体弱多病,备受关爱,他也很懂事争气。进入大学后,林树仁陷入严重的神经衰弱中,最严重时休学一年治疗。“如果说有任何发病征兆的话,这是唯一的。”林树琴说。

走不出去

对家属来说,肇事精神病人像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和未愈的伤口,不愿触及。强疗所地处绍兴市中心,收治对象也多是本市人员,但家属探视寥寥。以一病区56人为例,截至今年8月底,来所探望152人次,人均每月0.4人次。

“很多家属不愿管,也不想管。”所长丁顺忠说,强疗所不像看守所,并不限制探视次数。但在所里一年探视为0次的病人有15人,1次的有24人。“这个数据比监狱服刑的病人还要少得多。”丁顺忠说,包括家属在内的大多数人,对这个群体存有偏见和顾虑。

病房里有一个来自河南的病人,常年卧床,下肢肌肉萎缩,臀部有褥疮痕迹。他2006年在绍兴打工时病发,杀死妻子。入院多年来,家属从未来过。4年前,这病人疑似癌症病发,情况危急,主任医师王守扩通知家属。那一次,,10年来从未出现的家属都来了,一行七八人,像是要来见最后一面。病人父亲在医院看着虚弱的儿子五味杂陈,王守扩问他:“儿子还要不要了?”父亲摇了摇头,说:“不要了。”

一行家属中,有三张年轻面孔吸引了王守扩的注意。他询问他们跟病人什么关系,三人则自称是普通亲戚。直到临走前,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人找到王守扩了解病情时,才说了实话:三人都是他的儿子,但两个哥哥不愿意认。最终病人经查并非癌症,经诊治后好转,但家属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此后,病人又开始常年卧床。

“女儿来得比较少一点。”谈到女儿时,林树仁陷入了沉思。在他和姐姐的叙述里,女儿跟他更亲,衣食住行由他负责,妻子则常年在外忙生意。案发后,家人每年来三四次,但女儿一年只有一次。林树仁从父母口中听说,女儿从60公里外的学校哭着回了家,说“受不了同学的眼神”,他为此心疼。

这些年来,林树仁从没机会向女儿道歉,女儿为数不多的探视,则从不触及雷区,只跟他讲大学生活,给他看自己去各地旅游的照片。林树琴则说,侄女大学4年只去看过一两次,很多次她问侄女,是否愿意一同去探视,侄女都说不去了,自己会抽时间去,“事实上她一次都没去过,内心或多或少是有怨恨的,这个我们都能理解”。

家人上一次来探视林树仁是清明节。半小时会面中,老母亲抹着眼泪对林树仁说,如果不是因为孙女还在,老两口“早就不在人世了”。去年,孙女大学毕业,走上工作岗位。如今,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林树仁能早点出去。

林树仁是2013年后经法院判决送来的病人,解除强制医疗,也需法院判定,但要家人提出申请。法院解除强制医疗程序,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参考家属的监护能力。林树琴说,目前父母已是80多岁,有心无力;侄女大学刚毕业,还不稳定;而3个兄弟姐妹,都有小家,兼顾不及,“我们现在都没有能力做他的监护人”。

这也是所里很多病人面临的情况:一旦进入,想要出去很难,重归社会更是遥远。住院10年以上的病人有74人,超过25%的病人住院已过20年。在2013年前,强疗程序解除没有全国性统一规定程序,需要自己摸索,因此所里格外慎重,但2013年后,病人可由法院判决解除程序。不过,2013年前的老病人仍遵循旧例。“要是能出去,他们早就出去了。”王守扩说,如果家属不申请,他们也无能为力。

能走出去,是很多病人最大的渴望。杜志强一见外人,就说“想出去过一个幸福的晚年”;一个病人看见相机,会主动要求拍照留影;还有一个病人,多次在吃饭前打包行李,抱着脸盆装着洗漱用品,对护士们说:“我不吃饭了,我马上要回家了。”

但顾虑不仅来自家属,也有社会。目前,我国已建立起精神病人社区防护体系,社区对精神病人防护有一定压力。丁顺忠曾去过各地开会,遇到一些地方领导,都劝他不要把病人放出来。或许,一个更为关键的疑问是:病人是否真的已经痊愈,出去后是否有社会危害——这是法院解除强制医疗的关键依据,也是很多人内心的最大疑问。

在医生们看来,“不具备社会危害”并非一个医学标准。王守扩说,从医学角度看,很多病人病情都已稳定数年,思维行动正常,情况良好。每半年,他们会对病人做一次二级评估。如果家属提出解除申请,则会有更全面细致的三级评估,由多位具备职业鉴定资格的分析师做出。“法院可能更多地是考虑社会效益。”

“通常都是病人父母想要子女出去,只要父母一去世,病人只剩下兄弟姐妹了,这病人肯定就出不去了。”王守扩说,这么多年来,他没见过一例由兄弟姐妹接走的病人,“80%的病人最终归宿还是在这里”。唯一可能性较大的,是2013年后入所的产后抑郁的女病人:有法院判决,病情不重,年龄普遍不大,伤害的是至亲而非社会其他人,家属也愿意原谅和监护。

从这点看,出院意愿最强烈的杜志强,甚至都没有一个直系兄弟姐妹,出去更成了奢望。表哥说,杜志强父母临走前,叮嘱好好照顾表弟,而他比杜志强还大11岁,力所能及的也只是定期探视。作为残疾退伍军人,杜志强每月有3000多元退休金,由表哥代收。表哥说,这笔钱他会拿来给杜志强买东西用,每月要花500~600元,剩下的“我给他安排着”。一些见惯了人情冷暖的医护人员觉得,如果不是这钱,可能表哥也不会来探望了。

空白之地

林树仁是刘晗认为的康复情况较好的病人。他思维与行动正常,还有爱心,会把零食水果分给室友吃,还常带领病人大扫除。在父母的要求下,林树琴曾咨询过出所的可能,但她也有自己的顾虑:作为家属,她很难判断,弟弟的病是否彻底好了。因为探视时,弟弟曾告诉她,自己住在这里很安心踏实。林树琴不是很理解,“哪有一个正常人住在里面会觉得踏实的”。

林树仁则说,自己生性敏感,容易多想:每次家人来看他,他都会莫名担心路上可能发生的状况。他内心踏实的根源,在于他不用“去面对外面的社会”。“毕竟我是一个精神病人,杀了人,娘家人和女儿可能不会原谅我。”林树仁说。上一次探视时,父母曾提及过出院的事情,他回应说:“你们都忙,慢慢来吧,我先在这儿安心养病。”

但长期隔绝下,一些病人的心态发生变化,自卑感与被遗弃感在滋生。女病房里,同样被医生认为病情良好、家属却无监护能力的女病人说:“我们这些人,都是被社会淘汰掉的人呢,待在这儿挺好的。”她13年前因病杀了同事,今年63岁。目前丈夫出轨,女儿出国,只有一个已到退休年龄的弟弟。说起家人,她言必称好,只在谈及案情时后悔莫及。“那些事情,想起来真是要哭死的嘞。”

随着时间流逝,病人们的躯体也变得多病。近一半病人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等不同躯体疾病,这比例高于其他精神病院,也让强疗所的工作变得困难。医护人员不仅负责治病,也要负责照料生活。办公室黑板上,写着不同病人的病情,桌上摆着队伍一般、写满名字的药盒。每天,仅是为这些病人配药发药,就要耗去大量时间。

照顾这些病人并不容易,还常要应对突发情况。很多病人即便有躯体病痛,也不愿说。刘晗曾遇到过一个病人,某一天,该病人突发全身浮肿,喘不过气,心跳加快、血压升高。紧急转院后,被诊断为急性心衰。刘晗很吃惊:病人平日健康,无高血压、糖尿病这些常见病,怎么会急性心衰?后来输血时医生发现,病人肛门外挂着三个瓶盖般大小的痔疮,出血过多导致心衰。刘晗更吃惊了:“痔疮能大到出血到心衰的程度,这不仅我们从来没见过,他居然也从没讲过。”

每一年,都有病人因躯体疾病在所里去世,少则2~3人,多则10人,由医护人员陪着走完人生的最后旅途。一些病人弥留之际已丧失了表达能力,直到去世也没能说出一句谢谢。2016年除夕,上下半夜先后走了两人,医护人员忙碌几天,帮着料理后事。而一些家属,连骨灰盒都没过来拿。

所长丁顺忠最近正为一个来自农村的病人头疼:该病人这一年来腹股沟隆起囊肿,不断扩大,后经综合医院检查,是腹股沟隆突性纤维肉瘤,该肿瘤易复发,医生建议放疗加化疗。联系上家属后,对方表示放弃治疗,医生们好言相劝,说治疗费用由所里承担,家属仍无动于衷,并签了放弃治疗的笔录。“你说我们到底治还是不治?”丁顺忠很无奈。出于人道主义,所里仍然决定进行救治。

这背后,也是强制医疗的政策空白。2013年后,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强制医疗程序,但究竟如何执行,仍无确切执行条例。保外就医或保释这样适用于看守所的程序,暂时不存在于强制医疗中,但每到病人突发躯体疾病,所里仍要转院治疗。“相当于目前我们还处在‘无证驾驶’阶段。”王守扩说,所有东西都要摸着石头过河。2016年6月,《强制医疗所条例(送审稿)》曾公开对社会征求意见,但3年过去了仍未出台。

“强疗所的建设和管理,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,这是最大的困难。”丁顺忠说。这种情况下,防范突发风险成了所里的第一要务。病房里的墙上写着:事故来自麻痹,安全要务第一。平日晚上不到8点,病房就熄灯了,从外部看上去一片漆黑,但另一边的医护人员办公室则是灯火通明,忙碌刚刚开始。

按照要求,医护人员在夜里查房时要“三看两摸”,拿着冷光手电,看病人脸色是否正常、呼吸是否顺畅、有无翻身等小动作。如果没有,则需摸体温、摸脉搏。一层楼30~40个病人,夜里只有3~4名值班人员,工作量巨大。而在外就医时,一个病人也需两个管教24小时轮流看护。最近,所里还新购置了一个仿真人,每周练习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。

政委邓超说,病人的日常护理和在外就医费用,目前均由政府买单。而浙江这种国家兜底的执行模式,在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许并不可行。一次,西部某市干部来绍兴考察,问及强疗所每年经费时,邓超如实给对方算了算账,对方吓住了,说当地可承受不起。“像我们自己都常开玩笑,说以后老了就住我们所里了,这里的养老护理,绝对比外面好。”

“里面很多病人如果现在出去,可能很快会死掉。”丁顺忠说,对于不能出所的病人,他们只能做些简单的心理疏导。曾有一两家慈善机构表示能捐衣物过来,他觉得不太需要。“最需要的是有特长的,能搞点文艺活动的人员,给病人进行疏导。”丁顺忠说。

一个积极的信号是,大环境正逐步改善。2013年来,强疗所收治65个病人,出所25人。“这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多。”邓超说,从判决结果看,“法院是很有担当的”。有时,他会回访打听病人走出去后的近况:有的找了工作,有的结了婚,有的再生育了小孩。邓超说,每当听到这些,是他从事这份工作最有成就感的时刻。

而在距离现址约10分钟车程的市区一片空地上,一座新的强制医疗所正拔地而起。那里条件更好,空间更大。病房有70多间,床位250多张,走廊3.3米宽,建筑面积为现址的3倍,有康复室,还有操场。病人们散步的空间,可从狭窄走廊,移步到近千平方米的室外。负责筹建的邓超谈及此事,语气中很是欣慰:“他们也是人,也需要尊严。”

(文中病人与家属姓名均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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